第二百零五章(1/5)
杨献益对于《功夫熊猫》这部作品的兴趣确实是非常高的，因为这部作品打破了他以往对于儿童文学的许多认知。包括儿童文学是幼稚的，只能给小孩子看，除了给小孩子们讲讲道理，并没有其它太大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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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三楼编辑部那张磨得发亮的榆木办公桌前，窗外初春的柳枝刚抽出嫩芽，在三月微凉的风里轻轻晃动。他左手边摊着一沓稿纸，右手指尖还沾着蓝墨水——那是刚改完《大淖记事》最后一段时蹭上的，像一小块倔强的胎记。稿纸边缘已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页脚微微卷起，仿佛经受过不止一次退稿、重抄、再投的辗转。
桌上还压着一封没拆的信，牛皮纸信封上字迹清瘦，落款是高邮县文化馆：汪曾祺。
他没急着拆。不是不敬，而是太熟了。汪老写信从不寒暄，开头必是一句“风兄如晤”，接着便是三五句闲话：鸭蛋黄油润了，芦荡里野鸭子又飞回来几对，县中图书馆新进了两册《昭明文选》影印本，可惜缺了卷十五……最后才落回正题：“《大淖记事》读毕三遍，愈读愈觉其味醇厚。你写小英子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去挑荸荠，‘脚趾缝里沁出青苔的凉气’，此句真可入《世说新语》补遗。然‘十一子’之名，或可斟酌？旧时高邮人讳‘十一’，嫌其音近‘失意’，孩童乳名多避之。若换作‘拾一’，谐音‘拾忆’，反添一层温存。”
林风指尖在“拾一”二字上停顿片刻，嘴角微扬。他当然知道这个讲究。他就是在高邮长大的，七岁随父亲下放，在沙沟镇住过三年，睡过芦席铺的土炕，喝过端午节泡雄黄酒的井水。只是写稿时顺手用了“十一子”，图个朗朗上口，也暗合他心中那个被时代碾过却仍挺直脊梁的少年——十一，是数字，也是刻度，是命运强行打下的一个印记。
可汪老点破了。不是挑剔，是护惜。
他抽开右手边第二个抽屉，取出一只青布面笔记本，扉页上钢笔字写着：“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于北京西站候车室，始记。”里面密密麻麻全是速写：菜市场卖茨菰的老妇人手背上的老年斑，胡同口修钢笔的老师傅呵气暖笔尖时睫毛上凝的白霜，还有昨夜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遇见的那个穿洗得发白蓝布工装的姑娘——她踮脚去够最上层《外国文艺》合订本，袖口磨出了毛边，手腕细得能看见青色血管，而她低头翻页时，一缕碎发滑下来，遮住了半边耳朵。
林风没画她的脸。只画了那只手，和那截露出的、晒成浅褐色的小臂。
他合上本子，终于伸手拆开了汪老的信。
信纸背面，竟还贴着一张薄薄的剪报——《高邮日报》三月八日第四版角落里一则豆腐块消息：《沙沟镇中学恢复初中部，首批招生四十人；拟聘本地教师五名，含语文、历史、地理各一，美术、体育各半》。铅字印得有些模糊，“美术、体育各半”后面还手写补了一行小字：“实为一人兼授，盖因经费所限。”
林风盯着那行小字，看了足足半分钟。
他想起十年前，自己就是在这所中学读的初二。教室是祠堂改的，房梁上还挂着褪色的“忠孝节义”木匾。教美术的周老师，五十来岁，总穿件靛蓝褂子，袖口磨得油亮。他不教素描，也不讲透视，只让学生蹲在荷花池边，看蜻蜓怎么停在浮萍上，看露珠怎么顺着荷叶脉络滚下去。有次林风画了一幅《雨后蛙鸣》，周老师没打分，只用红笔在画角题了四个字：“听声见形”。
后来，周老师被划进“旧知识分子清理名单”，调去砖窑厂拉砖。再后来，听说他在暴雨夜抢修塌方窑顶时，被滚落的青砖砸断了右手小指。
林风没再见过他。